中国哲学简史笔记

  • 内容
  • 评论
  • 相关

中国哲学简史笔记

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思想。

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

不离日用常行内,直造先天未画前。

荃者所以在鱼,得鱼而忘荃;蹄者所以在兔,得兔而忘蹄;言者所以在意,得意而忘言。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

公元前3-4世纪,百家

司马谈 儒家、道德家、阴阳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

刘歆 

儒家、道德家、阴阳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

六经 易、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

儒家

絜矩之道

所恶于上,毋以使下,所恶于下,毋以事上;所恶于前,毋以先后;所恶于后,毋以从前;所恶于右,毋以交于左;所恶于左,毋以交于右;此之谓絜/xié/

孔子说的仁义是什么

义是事之“宜”

人是爱人,全德

什么是孔子说的知命

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,而不及成败。这样做,就是“知命”

这样做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,因而永远快乐。“知者不惑、仁者不忧、勇者不惧”,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

墨家

游侠“其言必信、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”

墨子将的仁义是“兼爱”

名家

什么是名

惠施、公孙龙

道家,老子,《道德经》,无名

知常容,容乃公,公乃王,王乃天,天乃道,道乃久。殁身不殆。

少则得,多则惑

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

老子之二

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,外其身而身存

天长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,以其不自生,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;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无私邪?故能成其私。

(不只是看到自己,便能更明了世事;不自以为是,反而能更彰显自己;不自我夸耀,反而能成就功业,不自高自大,所以能长期有所长进。)

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

曲则全,枉则直,洼则盈,敝则新,少则得,多则惑

取天下常以无事,及其有事,不足以取天下。

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,忠信之薄,而乱之首。

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聋。五味令人口爽。驰骋畋猎,令人心发狂。难得之货,令人行妨。

不尚贤,使民不争。不贵难得之货,使民不为盗。不见可欲,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,虚其心,实其腹,弱其志,强其骨,常使民无知无欲。

未经他人苦,莫劝他人善

庄子

是遁天倍情,忘其所受。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,夫子时也。适去,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,哀乐不能入也。古者谓是帝之悬解。

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,从未享受灵魂的真正和平,而且过着对上帝、对万物似乎一概无知的生活,活着也是受苦,一旦不再受苦了,也就不再存在了。另一方面,有知的人,在他有知的范围内,简直可以不动心,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、上帝、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,他也就永远存在,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。

“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,理解的范围有多大,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,而不为它们受苦。”(《伦理学》,第五部分

庄子和老子都主张不治之治,但是所持的理由不同。老子强调他的总原理“反者道之动”。他的论证是,越是统治,越是得不到想得到的结果。庄子强调天与人的区别。他的论证是,越是以人灭天,越是痛苦和不幸。

以上所说,仅只是庄子的求得相对幸福的方法。只需要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,就得到这样的相对幸福。这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。庄子的政治、社会哲学,目的正在于为每个人求得这样的相对幸福。任何政治、社会哲学所希望做到的,充其量都不过如此吧。

相对幸福是相对的,因为它必须依靠某种东西。这当然是真的:人在能够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然能力的时候,就很幸福。但是这种发挥在许多情况下受到阻碍,例如死亡、疾病、年老。所以佛家以老、病、死为“四苦”中的“三苦”,是不无道理的。照佛家说,还有“一苦”,就是“生”的本身。因此,依靠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然能力的幸福,是一种有限制的幸福,所以是相对幸福。

墨家

《墨经》还对于知识进行了分类。按知识的来源,把知识分为三类:一类是来自认识者亲身经验;一类是来自权威的传授(即得自传闻或文献);一类是来自推论的知识(即得自演绎,以已知推未知)。又按认识的各种对象,把知识分为四类:名的知识;实的知识;相合的知识;行为的知识。

《墨经》将名分为三类:达名;类名;私名。

事实上,每个人都有一些他所爱的人。例如,每个人都爱他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光凭人总会爱一些人,这个事实,不能说他爱一切人。但是在否定方面,他若害了某些人,哪怕是他自己的孩子,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不爱人,墨家的推理就是这样。

阴阳家

阴阳家出于方士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根据刘歆《七略·术数略》,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:天文、历谱、五行、蓍龟、杂占、形法。

《洪范》《月令》

代表人 邹衍

“五德”

阴阳就与《易经》从根本上结合起来。《易经》的“经”,基本成分是所谓“八卦”

照传统的说法,八卦是伏羲所画。伏羲是中国传说中的第一个天子,比黄帝还早。有些学者说,是伏羲本人组合出六十四卦;另一些学者说,是公元前12世纪的文王组合出六十四卦。有些学者说,卦辞和爻辞都是文王写的;另一些学者说,卦辞是文王写的,爻辞是文王的杰出的儿子周公写的。这些说法无论是真是假,都是表明中国人赋予八卦和六十四卦以极端重要性。阴阳就与《易经》从根本上结合起来。《易经》的“经”,基本成分是所谓“八卦”

人们不可能没有某种社会组织而生活。这是因为,人们要生活得好些,有必要合作互助。荀子说:“百技所成,所以养一人也。而能不能兼技,人不能兼官,离居不相待则穷。”(《荀子·富国》)还因为,人们需要联合起来,才能制服其他动物。人“力不若牛,走不若马,而牛马为用,何也?曰:人能群,彼不能群也。……一则多力,多力则强,强则胜物”(《荀子·王制》)。

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,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不能不争。争则乱,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,故制礼义以分之,以养人之欲,给人之求,使欲必不穷乎物,物必不屈于欲,两者相持而长,是礼之所起也。”(《荀子·礼论》)

荀子论其他几家谬论

惑于用名以乱名、惑于用实以乱名、惑于用名以乱实

荀子学生韩非,李斯(秦始皇丞相,焚书坑儒,后暗害韩非)

韩非与法家

礼不下庶人,刑不上大夫。

用现代的术语说,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。

“明主之行制也天,其用人也鬼。天则不非,鬼则不困。势行教严逆而不违……然后一行其法。”

儒家形上学

《易纬·乾凿度》说:“易一名而含三义,所谓易也,变易也,不易也。”(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卷首引)第一个意义是:容易、简单;第二个意义是:转化、改变;第三个意义是不变。转化、改变是指宇宙的各个事物;简单和不变是指事物的道,或遵循的原理。事物变,而道不变。事物是复杂的,而道是容易和简单的。

“君子之道,费而隐。夫妇之愚,可以与知焉。及其至也;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,可以能行焉。及其至也,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……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妇,及其至也,察乎天地。”(第十二章)所有的人,即使有的愚而不肖,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“道”,虽然如此,教仍然需要,才能使人觉悟而完全,也就是明而诚。

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,做得恰到好处,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。这样做,就可以达到合内外,这不仅是人与天地参,而且是人与天地合一。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,而同时仍然入世。后来的新儒家发展了这个思想,并且就是用这个思想攻击佛教的出世哲学。

扬雄和王充

扬雄(公元前53—公元18),是古文学派成员,就是持有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实例。他著的《太玄》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“反者道之动”的思想,这正是《老子》和《易经》的基本思想。

古文学派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王充(公元27—约100),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精神,反对偶像崇拜。他的主要著作是《论衡》。他谈到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时写道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‘思无邪’。《论衡》篇以十数,亦一言也,曰:‘疾虚妄。’”(《论衡·佚文篇》)又说:“事莫明于有效,论莫定于有证。”(《论衡·薄葬篇》)

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单独的,互相影响的,但不是继承的。

万物自生,向郭谓之“独化”。这个理论认为,万物不是任何造物主所造的,可是物与物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。关系是存在的,这些关系都是必要的。向郭注说:“人之生也,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。故虽区区之身,乃举天地以奉之。故天地万物,凡所有者,不可一日而相无也。一物不具,则生者无由得生;一理不至,则天年无缘得终。”(《大宗师》“知人之所为者……”注)

:“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,而彼我皆欲自为,斯东西之相反也。然彼我相与为唇齿,唇齿未尝相为,而唇亡则齿寒。故彼之自为,济我之功弘矣,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。”(《秋水》“以功观之……”注)照向郭的说法,物与物之间的关系,就像两支同盟国军队之间的关系。每支军队各为它自己的国家而战,同时也帮助了另一支军队,一支军队的胜败不能不影响另一支军队。

老庄都反对社会上通常公认的那种圣人。在先秦道家文献中,“圣人”一词有两个意义。一个意义是完全的人(按道家的标准),一个意义是有一切种类知识的人。老庄攻击知识,因之也攻击这后一种圣人。但是由上述可知,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圣人的人。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。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,庄子生来就是庄子。他们的天资就像龙章风姿一样的自然。他们就像任何一物一样的纯素。他们写《理想国》、《逍遥游》,也若无事然,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,不过是顺乎自己的自然。

“当古之事,已灭于古矣,虽或传之,岂能使古在今哉!古不在今,今事已变,故绝学任性,与时变化而后至焉。”(《天道》“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……”注)“学”就是模仿。每件事物都在变。每天都有新问题,新需要,碰到新情况。我们应当有新方法来对付新情况,新问题,新需要。即使是在已知的一瞬间,不同的人,其情况、问题、需要也各不相同。他们的方法也一定不相同。既然如此,模仿有什么用呢?

一个人若能超越事物的差别,他就能享受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,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所描写的。这一篇提到大鹏、小鸟、蝉;“小知”的朝生暮死的朝菌,“大知”的万古千秋的大椿;小官的有限才能,列子的乘风而行。向郭注:“苟足于其性,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,小鸟无羡于天池,而荣愿有余矣。故小大虽殊,逍遥一也。”(《逍遥游》“蜩与学鸠笑之曰……”注)

可是它们的幸福,只是相对的幸福。如果某物只在其有限的范围内自得其乐,则其乐也一定是有限的。所以庄子在这些故事后面又讲了一个关于正真独立的人的故事,他超越有限,而与无限合一,从而享受无限而绝对的幸福。由于他超越有限而与无限同一,所以他“无已”。由于他顺物之性,让万物自得其乐,所以他“无功”。由于他与道合一,而道不可名,所以他“无名”。

天地者,万物之总名也。天地以万物为体,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,自然者,不为而自然者也。

《杨朱》篇中区分了“外”和“内”。这个假冒的杨朱说:“生民之不得休息,为四事故。一为寿,二为名,三为位,四为货。有此四者,畏鬼畏人,畏威畏刑。此谓之遁人也,可杀可活,制命在外。不逆命,何羡寿。不矜贵,何羡名。不要势,何羡位。不贪富,何羡货。此之谓顺民也,天下无对,制命在内。”

佛学

虽说佛教有许多宗派,每个宗派都提出了某些不同的东西,可是所有的宗派一致同意,他们都相信“业”的学说。业,通常解释为行为、动作。但是业的实际含义更广,不只限于外部的行动,而且包括一个有情物说的和想的。照佛学的说法,宇宙的一切现象,或者更确切地说,一个有情物的宇宙的一切现象,都是他的心的表现。不论何时,他动,他说,以至于他想,这都是他的心做了点什么,这点什么一定产生它的结果,无论在多么遥远的将来。这个结果就是业的报应。业是因,报是果。一个人的存在,就是一连串的因果造成的。

一个有情物的今生,仅只是这个全过程的一个方面。死不是他的存在的终结,而只是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方面。今生是什么,来自前生的业;今生的业,决定来生是什么。如此,今生的业,报在来生;来生的业,报在来生的来生;以至无穷。这一连串的因果报应,就是“生死轮回”。它是一切有情物的痛苦的主要来源。

中道宗提出所谓“二谛义”,即二重道理的学说:认为有普通意义的道理,即“俗谛”;有高级意义的道理,即“真谛”。它进一步认为,不仅有这两种道理,而且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。于是低一层次的真谛,在高一层次就只是俗谛。此宗的大师吉藏(549—623),描述此说有如下三个层次的“二谛”:

(一)普通人以万物为实“有”,而不知“无”。诸佛告诉他们,万物实际上都是“无”、“空”。在这个层次上,说万物是“有”,这是俗谛;说万物是“无”,这是真谛。

(二)说万物是“有”,这是片面的;但是说万物是“无”,也是片面的。它们都是片面的,因为它们给人们一个错误印象:“无”只是没有了“有”的结果。殊不知事实上是,“有”同时就是“无”。例如,我们面前的桌子,要表明它正在停止存在,并不需要毁掉它。事实上,它无时无刻不是正在停止其存在。其原因在于,你开始毁桌子,你所想毁的桌子已经停止存在了。此一刻的桌子不再是前一刻的桌子了。桌子只是看着好像前一刻的桌子。因此在二谛的第二层次上,说万物是“有”与说万物是“无”,都同样是俗谛。我们只应当说,不片面的中道,在于理解万物非有非无。这是真谛。

(三)但是,说“中道”在于不片面(即非有非无),意味着进行区别。而一切区别的本身就是片面的。因此在第三层次上,说万物非有非无,说“不片面的中道”即在于此,这些说法又只是俗谛了。真谛就在于说:万物非有非无,而又非非有非非无;中道不片面,而又非不片面(说见《二谛章》卷上,载《大藏经》卷四十五)。

由以上所用的“有”、“无”二字,当时的思想家可以看出或者感到,佛学讨论的中心问题,与道家讨论的中心问题,有相似之处,都是突出“有”、“无”二字。当然,一深入分析,就知道这种相似在某些方面是表面的相似;可是,在道家将“无”说成“超乎形象”,佛家将“无”说成“非非”的时候,却是真正的相似。

还有一个真正相似之处:佛教此宗与道家所用的方法,以及用这种方法所得的结果,都是相似的。这种方法是,利用不同的层次,进行讨论。一个层次上的说法,马上被高一层次上的说法否定了。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到,《庄子·齐物论》所用的也是这种方法,它就是以上刚才讨论的方法。

一切都否定了,包括否定这个“否定一切”,就可以达到庄子哲学中相同的境界,就是忘了一切,连这个“忘了一切”也忘了。这种状态,庄子称之为“坐忘”,佛家称之为“涅槃”。我们不可以问佛教此宗,涅槃状态确切的是什么,因为,照它说的,达到第三层次的真谛,就什么也不能说了。

“禅”或“禅那”是梵文Dhyana的音译,原意是沉思、静虑。佛教禅宗的起源,按传统说法,谓佛法有“教外别传”,除佛教经典的教义外,还有“以心传心,不立文字”的教义,从释迦牟尼佛直接传下来,传到菩提达摩,据说已经是第二十八代。达摩于梁武帝时,约 520 年至 526年,到中国,为中国禅宗的初祖。

达摩-》慧可(486-593)…… =》弘忍=》神秀(北),慧能(南)

可是,神秀和慧能分裂禅宗,却是历史事实。北宗与南宗的创始人的不同,代表性宗与空宗的不同,如前一章描述的。这可以从慧能自序里看出来。从这篇自序我们知道慧能是今广东省人,在弘忍门下为僧。自序中说,有一天弘忍自知快要死了,把弟子们召集在一起,说现在要指定一个继承人,其条件是写出一首最好的“偈”,把禅宗的教义概括起来。当下种秀作偈云:

身如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

时时勤拂拭,莫使染尘埃。

针对此偈,慧能作偈云:

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

本来无一物,何处染尘埃。

据说弘忍赞赏慧能的偈,指定他为继承人,是为六祖(见《六祖坛经》卷一)。

神秀的偈强调宇宙的心,即道生所说的佛性。慧能的偈强调僧肇所说的无。禅宗有两句常说的话:“即心即佛”,“非心非佛”。神秀的偈表现了前一句,慧能的偈表现了后一句。

“道学家”,他们的哲学被称为“道学”。“新儒家”这个名词,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,与“道学”完全相等。

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。第一,当然是儒家本身。第二是佛家,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,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,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。在新儒家看来,禅与佛是同义语;前一章已经讲过,在某种意义上,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。第三是道教,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。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。

从程颢的观点看,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,而且这是很自然的。但是因为他的心“廓然大公”,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,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,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。他或喜或怒的时候,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。他的心像一面镜子,可以照出任何东西。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,只要对象消逝了,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。这样,圣人虽有情,而无累。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。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。如果遵循他的自然冲动,他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。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,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。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,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,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。因此,他有情而无累。

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,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,孔子曾说颜回“不迁怒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。一个人发怒的时候,往往骂人摔东西,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。这就叫“迁怒”。他将他的怒,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。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,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,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,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。因此程颐解释说:“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。……譬如明镜,好物来时,便见是好;恶物来时,便见是恶;镜何尝有好恶也。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。……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。……君子役物,小人役于物。”(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)

可见在新儒家看来,颜回不迁怒,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。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。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,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。因而也就无怒可迁。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反应,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。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,对于这一点,新儒家推崇备至。

闲来无事不从容,睡觉东窗日已红。

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

道通天地有形外,思入风云变态中。

富贵不淫贫贱乐,男儿到此是豪雄。

(《明道文集》卷一)

在朱熹的系统中,性与心不同。朱子有段语录说:“问:灵处是心抑是性?曰:灵处只是心,不是性。性只是理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五)又说:“问: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,抑气之为耶?曰:不专是气,是先有知觉之理。理未知觉,气聚成形,理与气合,便成知觉。譬如这烛火,是因得这脂膏,便有许多光焰。”

所以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,都是理与气合的体现。心与性的区别在于:心是具体的,性是抽象的。心能有活动,如思想和感觉,性则不能。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,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。朱熹说:“论性,要须先识得性是个什么样物事。程子‘性即理也’,此说最好。今且以理言之,毕竟却无形影,只是这一个道理。在人,仁、义、礼、智,性也,然四者有何形状,亦只是有如此道理。有如此道理,便做得许多事出来,所以能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也。譬如论药性,性寒、性热之类,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,只是服了后,却做得冷、做得热的,便是性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四)

朱熹还说:“盖人心之灵,莫不有知;而天下之物,莫不有理。唯于理有未穷,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,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,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,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,而一旦豁然贯通焉,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,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”(《大学章句·补格物传》)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顿悟的学说。

这本身似乎已经够了,为什么还要辅之以“用敬”呢?回答是:若不用敬,则格物就很可能不过是一智能练习,而不能达到预期的顿悟的目的。在格物的时候,我们必须心中记着,我们正在做的,是为了见性,是为了擦净珍珠,重放光彩。只有经常想着要悟,才能一朝大悟。这就是用敬的功用。

二回过

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

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。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。事实上,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,包括迷信、教条、仪式和组织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。

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,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。他们不大关心宗教,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。他们不是宗教的,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。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、欣赏了超道德价值,而按照哲学去生活,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。

在科学进展的面前,宗教的权威降低了。维护传统的人们为此事悲伤,为变得不信宗教的人们惋惜,认为他们已经堕落。如果除了宗教,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,的确应当惋惜他们。放弃了宗教的人,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,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。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,而与精神事务绝缘。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,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——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,因为在哲学里,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,无需采取祈祷、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。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,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,甚至要纯粹得多,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。在未来的世界,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。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。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,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。他一旦是哲学的,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。

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

有各种的人。对于每一种人,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的最高的成就。例如从事于实际政治的人,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。从事于艺术的人,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艺术家。人虽有各种,但各种的人都是人。专就一个人是人说,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?照中国哲学家们说,那就是成为圣人,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。问题就在于,人如欲得到这个“同一”,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,或甚至必须否定“生”?

照某些哲学家说,这是必须的。佛家就说,生就是人生苦痛的根源。柏拉图也说,肉体是灵魂的监狱。有些道家的人“以生为附赘悬疣,以死为决[插图]溃痈”。这都是以为,欲得到最高的成就,必须脱离尘罗世网,必须脱离社会,甚至脱离“生”。只有这样,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。这种哲学,即普通所谓“出世的哲学”。

另有一种哲学,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。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,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。这种哲学,即普通所谓“入世的哲学”。从入世的哲学观点看,出世的哲学是太理想主义的、无实用的、消极的。从出世的哲学观点看,入世的哲学太现实主义了、太肤浅了。它也许是积极的,但是就像走错了路的人的快跑:越跑得快,越错得很。

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。其所以如此,因为道德、政治、反思的思想、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;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。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;他自己以身载道。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,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。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,连续地、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,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。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,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,丧失他的宇宙。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,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,或尝试着行动。这些都不能分开,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,这正是‘合命题’一词的本义。他像苏格拉底,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。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,关在书房里,坐在靠椅中,处于人生之外。对于他,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,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;在极端的情况下,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。

评论

0条评论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